习近平总书记近日来到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了解秦岭生态保护工作情况，强调“切实做守护秦岭生态的卫士”。

中国一直高度重视自然生态保护工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这些独特的生态文化，既是宝贵的精神遗产，也是目前可持续发展生态思想的渊源。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以“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敬畏生命”“兼爱万物”“寡欲节用”等为精神基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整体框架，主张万物之间具有和谐统一的关系，构成人文伦理与自然生态相统一的生态道德。

对于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来说，提高保护成效，营造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除了需要政策法规护航、各部门科学有效管理以外，全社会的生态保护共识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传统形成的生态保护理念具有重要作用。

“天人合一”，形成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美学的价值观。中国古代倡导的“天人合一”、自然界是人类的生命发源之地、人的生存和发展也离不开自然界等观点，使得自然保护地周边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自然本身融为一体，形成和谐的生命画卷。自然保护地的建立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潜在保存了人类长期适应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与习俗。反过来，这种传统文化使社区居民对家乡美好环境产生了自豪感，带动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的有效保护。

赛马前的祭神山活动

（图片来源：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官网）

比如，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牧民长期生活流传下来很多生态保护习俗与文化，特别是藏族同胞出于对神山圣湖的崇拜而自发保护野生动物、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等行为，成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因素。

“物无贵贱”“万物一齐”，遵从平等的价值观，这一思想始终贯穿着我国从古至今的生态保护理念发展史。不同于西方生态绿色思潮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观点辩争，中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的生态思想本身带有中庸色彩，主张的是一种平等、仁爱的观点。特别在面对野生动物保护方面体现尤甚。白居易诗曰：“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就曾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标语，树立在自然保护地内，教育公众要遵从生命平等的价值观。

事实证明，借助传统“物无贵贱”“万物一齐”的平等价值观念，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保护野生动物和维系生态系统平衡理念的认知，从而减少自然保护地人为因素方面的威胁。

江西铜拔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图片来源：刘方正）

“制天命而用之”，表现了人类掌握自然规律变化的智慧，也塑造了传统的保护生态观。中华传统文化包含了人类长期探索自然过程中总结的生产生活规律与经验，如“川渊深而鱼鳌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等，形成了我国原始的、传统的、朴素的自然生态保护理念。比如，江西铜钹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在区域曾为历代官府的封禁之地，一方面可以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各种生命自然成活和生长。据历史考证，在唐朝（公元884年），皇帝下诏开始封禁铜钹山，至清代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撤禁，封禁历史长达近一千年，正因为这段时期的休养生息，使铜钹山较好地保留了原生的自然生态环境。

这种深度保护、适度开发的理念使得自然保护地在较为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资源情况下，取得较好的生态保护效果，其蕴含的生态养生、民俗文化等元素也为当地社区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

“善假于物”和“物尽其用”的思想，教化世人要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形成了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荀子极力主张和宣扬开源节流、取用有节、物尽其用的思想。这种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思想，正是自然保护地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一项有效对策。比如，唐家河自然保护区采取物尽其用和开源有度的生态保护策略，不仅带来了绿色资产，也带动了社区参与保护的积极性。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前，曾因接连砍伐树木使得水质遭到破坏，而从建立自然保护区直到现在，通过种植和保护树木，保障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河水水质及其水量逐渐恢复。周边社区居民借助良好自然环境，不仅可以推广野蜂蜜、木耳、核桃等生态产品，更依托自然保护区内的优良水质，压制出清溪豆腐等特色美食，再加上野菜、桃花酒等传统农家饮食文化，不断吸引着游客前来开展生态体验活动，成为探索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典范。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生态文化对于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具有重要启迪作用。借力中华传统文化不断推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提升公民生态意识，既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由之路，也是坚持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推广中华传统生态文化走向世界的有益实践。

（作者王伟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所自然保护地研究室主任，陈念念系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